关于“中国第一任风水是谁”这一问题，若要寻根溯源，答案并非指向某位独一无二的先贤，而是一段漫长且融合了神话、哲学、地理、天文与人文经验的演变历程、风水，古称堪舆，其核心思想是寻求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，以达到趋吉避凶、福泽后代的目的、探究其最早的奠基者，需要我们将目光投向华夏文明的曙光之处。
追溯风水的滥觞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上古的圣贤伏羲大帝、伏羲氏观天察地，仰观天文，俯察地理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从而画出了八卦、八卦象征着天地万物的基本构成和运行规律，包括乾（天）、坤（地）、震（雷）、巽（风）、坎（水）、离（火）、艮（山）、兑（泽）、八卦的方位、卦象、五行属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，构成了风水学理气派的最初源头、其对宇宙、方位、时间和能量流动的深刻洞察，为后世的风水理论提供了最宏观且基础的哲学框架、我们今日所言的宅向、山水对应，无不隐含着八卦所揭示的宇宙秩序、伏羲虽未直接提出“风水”二字，但他对天地自然规律的把握，无疑是风水思想最古老的基因。
时光流转至黄帝时期、轩辕黄帝被誉为中华人文始祖，其时代是中华文明由原始走向初具规模的关键阶段、据史料记载，黄帝时期已经开始注重宫室的营建和都邑的选址，这其中便融入了对地理环境的考量、黄帝与风后、力牧等智者，一同规划城池、制定历法，他们无疑在实践中了诸多关于如何选择宜居之地、如何布局建筑以利于生产生活的经验、黄帝内经中也提及了人与自然节气的关联，这些都可视为早期风水实践的萌芽、这一时期，风水思想更多表现为一种集体智慧的结晶，是部落和民族在生存发展中，对自然环境选择和利用的经验积累。
及至夏商周三代，风水思想逐渐具体化、体系化、周文王姬昌与周公旦在《周易》的完善和洛邑的营建中，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、文王演周易，将伏羲的先天八卦推演为后天八卦，更加侧重于世间万物的生生不息和发展变化，这与风水实践中强调的生机、气运流动不谋而合、《周礼·考工记》中记载了都城规划的严谨制度，如“九逵、九经、九纬”等，体现了先民在城市建设中对中轴线、对称、内外布局的严格要求，这正是风水学峦头派（形家）理论的早期实践、周公营建洛邑，选址于“天下之中”，并仔细勘察河洛之势，以求“宅兹中国，自兹乂民”，这无疑是运用了成熟的地理堪舆之术，以期国泰民安，永祚万年、可以说，周代的地理堪舆实践，已经具备了现代风水的雏形。
历史的长河继续向前，到了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，关于地理堪舆的著述与实践日渐增多、其中，有一位被后世尊称为“青乌仙师”的青乌子，他被认为是早期堪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、相传青乌子著有《青乌经》，此书虽然历经失散，但其名号和所代表的学说，在后世风水著作中屡被提及，足见其在风水发展史上的地位、青乌子可能是一位生活在战国末期或秦汉之际的隐士，他将前代的地理经验加以整理和升华，可能首次系统地阐述了阴宅风水的某些理论，为后来的《葬经》奠定了基础。
真正将“风水”二字明确提出，并系统论述其精髓的，则公认为晋代的郭璞、郭璞（公元276年—324年）是东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、训诂学家、方术师、他博学多才，精通天文、历法、占卜、相术，尤以风水堪舆之术享誉后世、他的代表作《葬经》，开篇即言：“气乘风则散，界水则止，古人聚之使不散，行之使有止，故谓之风水、”这短短数语，便将风水的核心概念——“气”以及其运行、聚散的规律阐明，并首次明确提出了“风水”这一术语。
《葬经》详细阐述了龙脉、穴位、砂、水、明堂等风水要素，并提出了“五不葬”原则、它将风水从零散的经验和传说中提炼出来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、郭璞在《葬经》中对“藏风聚气”的强调，对山川形胜的评判，对水流走向的重视，都成为了后世风水学的圭臬、他将自然地理形态与人体穴道、气脉运行类比，使风水理论更具形象性和哲学深度。
若要回答“中国第一任风水是谁”这一问题，在概念层面上，伏羲、黄帝、周文王、周公等先贤为风水思想的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基石；在早期实践与理论积累上，青乌子等隐士高人做出了重要贡献；但若论及将“风水”二字定名，并系统化、理论化地进行阐述，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问的集大成者，则非郭璞莫属、他被后世尊为“风水祖师”，其《葬经》被誉为“风水第一经”。
我们今日研习风水，探讨龙脉走势，察看明堂水法，无不与郭璞的理论息息相关、他不仅是风水学说从实践走向理论化的关键人物，更是将这门古老智慧提升到哲学高度的功臣、从远古的混沌，到哲学的思辨，再到具体的堪舆实践，风水的演变过程本身就如同龙脉的蜿蜒，源远流长，而郭璞便是这龙脉中，承上启下的枢纽所在。
